根据七普数据,刚刚解封的浦东有近600万人口,也恰好是本次疫情的高发区域。
疫情之中,医生是第一个冲上前线的人。不论是综合医院,还是社区医院,每个医院都参与其中,上阵采样。当混采中出现阳性,医生们会再上门单采。
3 月末的上海,潮湿、多雨,中午气温逼近30度。医生们穿着防护服,连续工作十几小时,眼前布满雾气。来自浦东某社区医院的陈美琳(化名)告诉记者,“常常觉得体力不支、喘不过气。”
虽然浦东从3 月27 日起才开始封控,
实际上陈美琳已经连续工作20几天,连续的高强度正在逼近她的身体极限。“每天出发时间都不固定,有时四五点就要出发;晚上回来时间也不固定,要到次日的凌晨。”
然而她的医院却没有提供大后方的保障。大部分时间,陈美琳都在上门单采:爬楼梯,去村子……医院不提供交通工具,有电动车的医生自己骑着,再捎上同事;剩下的医生只能在泥泞中跋涉。
不管多艰苦的条件,他们都要穿着防护服去,从早跑到晚。当下大雨、特别热的时候,从里湿到外。
医院给医生们提供午饭,
却没有饮用水,他们一整天喝不上一口水,“不过,这样中午上一次厕所就可以了。”防护服穿脱不方便,陈美琳也只能苦中作乐。
4 月1 日,浦东的解封结束,但陈美琳的工作远远还未结束,她似乎也看不到结束的那一天。
从今日起,浦西陆续封控。上海卫健委在公开的文件中明确提出“医务人员、防疫人员等,凭工作证或单位证明或核发的通行证可正常出行。”家住浦西普陀区的内科医生周思宁(化名)却告诉我们,
想要出门参加正常的防疫工作,一纸证明并没有什么用,而是要“靠吵架”。周思宁所在的综合医院也参与了采样工作,与陈美琳的医院不同的是,她的医院为医生们提供行军床和停车位,保证医生们做一休一,确保医生们的工作负荷。真正困扰她的,是家门口的居委会。
今早,周思宁出门前给居委会打了三次电话,询问医护人员能否正常通行,每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,
最后一次居委会直接告诉她,医生出去就不能回来了。周思宁尝试拿着医院开的工作证和出入证明来到小区门口,果然被拦下。她告诉门口的管理人员,“我们也是希望赶紧控制住疫情,不要再外溢了,才去出门工作的。”
最后,她的丈夫赶来,说要“去市政府、区政府投诉”,周思宁才得以被放行。等她到医院才知道,很多同事都靠“吵架”才出门的,如果小区继续不允许医生们出门、或晚上不能回小区,医生们只能在医院住。周思宁感叹,
“真的希望医生们工作了一天之后,能回自己家里的床躺躺。”隔离老人:要走23 层楼梯才能拿到饭3 月30日,韩霞(化名)的父母因为是密接,被拉入某高楼隔离。母亲进入隔离点后,拍摄了现场情况给她看,令她心急如焚:
吃饭要靠抢、没有饮用水;居住在23 层的高楼,电梯却因坏了未开放使用,年近70岁的父母要走到一楼才能拿到午饭。韩霞告诉记者,这栋高楼里聚集了大量密接、阳性人员。她发送给我们的照片可以看到: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,都聚集在一起等待拿饭,并没有间隔一米。
韩霞的父母想着,在集中隔离点总归有物资保障,所以没有带干粮来,其他的隔离人员也是如此。但实际情况却和他们的预想完全不同:这里并没有足够的食物储备,也没有足够的管控人员。
30 号当天中午,韩霞的母亲为了抢饭,从23 楼走到1 楼,最后她抢到3 瓶水,2 个馒头。
也有住在高层的老人因为无力下楼,而选择不吃饭了。让韩霞庆幸的是,母亲拿到饭后电梯开放了,不用徒步再爬上23 楼。晚上十点多,有身穿防护服的管理人员来为父母上门送饭,不需要年迈的父母下楼取饭,只是要一直饿着肚子等。
韩霞居住在江对岸,和父母只能通过微信联系。昨天下午,母亲告诉韩霞,终于分到了一个热水壶,可以烧点热水喝了。
同样住在隔离点的小颖(化名),虽然居住的条件比韩霞的母亲好一些,也有人定时来送饭,但不同的是,
小颖已经怀孕35 周,且为高龄产妇。她所居住的隔离点,两人一间,房间反锁,没有医护人员。
小颖在11 天前核酸显示阳性,5 天前她自测已经转阴,但是依旧在28 日被拉入集中隔离点,之后一次也没有测过核酸,
也没有人告诉她什么时候隔离结束,甚至没有任何一个留下联系方式,隔离就像“与世隔绝”,和外面切断了联系。
如今她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产检,“假设出现问题,我也不知道该求助于谁”。
透析病人:四天没有吃饭喝水进入三月后,上海逐渐有小区封控。许多透析患者遇到难题:小区封控不让出门、以前透析的医院关门、新的医院不接收、居委会不安排。
透析患者与普通慢性病人不同的是,他们需要隔一天或是两天到医院透析一次,在医院至少需要停留三小时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自己容易被感染、或成为密接,导致不能出门。
医院假如出现了阳性,要关门消杀,只能将病人转移到其他医院,其他医院并没有能力承接这么多的患者,只能与街道、居委会合作安排。也有的病人因为小区封控,不得出门。
上海卫健委明确要求:对于确有应急就医等紧急需求的居民,各街道和居委会应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。
但真正做到没有耽误血透的人,数量可能并不多。(点击链接查看记者往期文章:
《单日新增4477,划江封控后的上海怎么样了?》)
透析患者自发组建了一个微信群,交流医院的床位情况,群里其中不乏5 天、7 天、甚至10 天还没透析的病人。同样在这个微信群的李晓梅(化名)告诉记者,她和父亲同为尿毒症患者,如今已经5 天没有透析,她的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需要被照顾。
李晓梅今年50 岁,她的父母已经80 多岁。几年前她和父亲都被确诊为尿毒症,长期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透析,她每周一三五,父亲每周二四六,这样留在家里的人可以照顾瘫痪的母亲,日子也能勉强过活。
但是自从26 日父亲最后一次透析后,由于小区封控,父女俩再也没能出门,如今两人都出现浑身乏力,父亲有时还陷入昏迷。
原本李晓梅寄期待于居委会,然而从26 日至今,
居委会所做的,也只是上门采过一次核酸而已,当时全家三人都显示为阴性。
居委会了解他们的情况,表示“已上报,继续等待”,之后就了无音讯。李晓梅后来给居委会打过数次电话,但都占线打不通。
“我们可能不会被新冠打垮,却可能因为无法血透被逼上绝境。”电话里,李晓梅带着哭腔说。
即便是给安排了血透机会的病人,到了医院也并不好过。本来该隔天透一次的刘京(化名)因为是密接,10 天只透了2 次。30 号是他最后一次血透,当晚8 点他到了医院做上血透,但是因为是密接,被要求必须乘坐120才能回小区,所以他只能在医院长椅坐了一夜,等到第二天早上5 点才有120来接。
刘京已经77 岁,是直肠癌患者,伴有心衰。他在医院坐了一夜,回家就发烧了。当晚一起在医院等待一夜的,还有一位88 岁的老人。
如今,距离上一次血透也已过去2 天,刘京询问居委会什么时候能安排下一次,居委会回复:等待。刘京坐不住了,他继续问,是不是名单里没有自己的名字,居委会不客气地说,
“你已经透过不止一次了,早就有你的名字了,街道会安排的。”他只能如居委会所说,“等待”。在透析患者的群里,“等待”是最常出现的词。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被迫“等待”。有的病人小区虽然允许他出门,但是医院要求他提供已解除“2+12”的证明,病人询问街道,回复“等待批准”。
由于没有证明,病人本院虽然愿意接收他,但病人只能去浦东的定点医院,定点医院又人满为患,病人只能继续回到“等待”状态。
还有病人因为确诊为阳性,不知道该去哪里透析。其中一位身患20 多年的尿毒症患者,已经10 天没有透析。他担心身体状况,4 天都不敢吃饭喝水,也没有小便排出。
透析患者求助群在三月初只有几十人,如今已经数百人。除了透析患者以外,癌症病人等需要长期住院的患者,也因为封控不得不在家里。居住在嘉川社区的徐有芳(化名)是胃癌晚期患者,原本在16 日已经做了术前检查,但因为17 日小区出现无症状患者,他未能及时到达医院,床位已经被他人占用,徐有芳只能回家。“2+12”管控结束后,小区内再度出现疫情,他仍未能入院。
徐有芳是肿瘤医院临床研究入组患者,医院的研究组停诊,而他所有资料和检查报告都在那里,去其他的医院很难治疗。
直到今天,在本该入院手术的半月后,他仍然在家中等待消息。在疫情之下,非新冠患者的就医问题屡屡被推上台面,救助资源的缺失成为了悲剧发生的土壤。在上海的疫情漩涡之下,普通人也深陷其中。
不会上网团购的独居老人居住在浦东某社区的郑宇飞(化名)家中一共五口人,自从3 月18 日封控以来,社区只送过一次菜,他们全家只能靠速冻食品度日。
为了买菜,郑宇飞设置了6 点、8 点、晚上8 点、0 点多个闹钟,盯紧各大平台,集中心力抢菜。实际上平台不是没有菜,而是运力不足,经常一秒不到就抢光了,郑宇飞戏称“比抢春运火车票还难”。
好在后来附近一家超市搞起微信团购,主要销售“蔬菜盲盒”,约5 斤的蔬菜,售价60 元左右。在这个特殊时期,郑宇飞表示也还可以接受。
会蹲守买菜平台、微信群的年轻人尚能保证吃食,
没有子女或者居委会的帮扶,老年人封控后,“吃饭”都成了问题。叶云(化名)的奶奶因为疫情被封控在浦东家中,平时由四位子女轮流照顾,封控时只能由当时留在家中的大伯照顾。叶云的奶奶94 岁,已经瘫痪、失明,没有自理能力,她的大伯也已经70多岁,母子俩都做过心脏手术。
不会微信团购、不会上网买菜,居委会只在昨天下午送来了几根胡萝卜、几根黄瓜,一盒午餐肉罐头,以及两颗包菜。这么多天,两位老人靠一天一袋牛奶、一颗鸡蛋度日,那也是家里仅存的余粮了。
几天前,两位老人开始有发烧咳嗽症状,但是家中没有药。
他们自测抗原显示为阳性,但手机却一直显示“等待上传”,尽管核酸已经是4 天前采的。
叶云联系了居委会,但并没有人安排去接受治疗,直到昨天下午,居委会才送来了两盒药。
因为家住在浦西,她不能去给奶奶送药,心急如焚。直到今天,叶云拜托了一位有跨江通行证的朋友,帮着买了几盒抗病毒药物和食物送过去。
严峻形势下,生活仍要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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